第07版:红水河副刊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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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10月16日 放大 缩小 默认        

巧 阿 姐
□ 刁觉民
 

    阿姐(姐读jia音甲),是客家人对大姐的称谓。巧阿姐是我的母亲。

    这些年来,关于母亲的记忆,我几乎没留下一个赞美的词或是一句怀念的文字。对于母亲,我不是没有歌颂的词语或是叙述的故事,而恰恰相反,每当触碰到这个词,便会追忆往昔,双眼朦胧,泪光闪闪。

    我的母亲,人们尊称她“巧阿姐”,与她同时代的叔伯姑婶,不论尊长平辈都这样称呼她。

    这样的称谓,是源于外公在给母亲取的名字中有一个“巧”字,缘于母亲“心灵手巧”的一生。

    母亲出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末的一大户人家。外公最早在外做生意,后来回到当地带着自己的两个兄弟开绸缎庄,再后来又下乡修房造屋置地。因为置地,解放时外公被划成地主,由于主动配合积极改造而定为开明地主。

    外公的家是一个有着两三百人的四合院落,院子里过去住着半数以上是一个姓的宗亲族邻,其他姓氏几乎是这个姓氏的帮工。外公是这一房人的老大,兄弟三个,各有家室。母亲是这个大家庭三男三女六兄妹中的长女。

    母亲是其中读书较多的女性,是外公的掌上明珠,在私塾里受的启蒙教育,新中国成立后又进入公立学校,且在兄弟姊妹和同龄人中占老大,因此,大家都称母亲为阿姐。外公虽然是地主,但因过去对长工、家佣较为和善,虽然成分不同,但相互之间也融洽,同龄人间相处也十分和谐,院子里除宗族中的兄弟姊妹这样称呼母亲外,不同姓氏的同辈人也与过去一样,还是叫我母亲为“阿姐”或“巧阿姐”。

    外公先祖是“湖广填四川”的移民,上几辈还讲着客家话,到母亲这一代只保留原来的称谓和少有的几位老人用客家话交流了。如叫父亲不喊“爸爸”而称呼“阿呀(取音)”(排行老大的)、“阿爸”(排行次之的)。阿姐是兄弟姐妹对自己的大姐的称呼,其他宗族的同辈人便在前面加一个对方的名字或一个字为“某阿姐”或“某某阿姐”。

    “阿姐”是大家对我母亲的统称,凡是比母亲小的异姓兄弟姐妹都跟着这样叫。后来有的外姓长辈不叫名字也干脆同晚辈一样喊“阿姐”或“巧阿姐”。母亲结婚后随父亲住进学校,有的老师们也跟着同学叫“阿姐”或喊“巧阿姐”。“文革”期间,由于父亲被送去“学习”,母亲带着我返回外公家,院子里小姑娘新媳妇继续喊我母亲为“阿姐”“巧阿姐”。“巧阿姐”这个称谓便伴随我母亲一生。

    从我记事起,院子里的三姑六婆总是隔三岔五地到我家里来,老远就听着声音飘进屋来:“阿姐,帮我剪个鞋样。”“巧阿姐,帮我裁下衣服嘛。”“巧阿姐,你看这事帮我想个办法嘛!”等等。

    父亲被带走批斗那年,正是我上小学的时候,也是寄居外婆家、遭人歧视的岁月。母亲就对我说:“你只管读书,不要听外面的闲话。”在我刚读一年级那年,院子里有个大我十来岁的大男孩,用树枝挑着刚打死的一条蛇追着我要往身上挂,吓得我无处躲藏,母亲知道这事后,牵着我直奔他家,把男孩的家长说得无言以对,大男孩中午也没敢回家吃饭。从此以后,母亲就悄悄地找院子里的年长的、家庭成分好的同学或家长沟通,让他们照顾我,并在我上学的路上偷偷地护送我。

    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我读高中。每个周日下午四五点,母亲会把我所带的粮和菜准备好,装上满满一背篓帮我先背上一两里路,边走边与我说话,到了一个垭口才将背篓交给我,她在原处看我远去。我走了一里多路后站在高处回望时,母亲使劲向我挥手,示意我快走,转身的一刹那泪水已模糊了前方的小路。后来几个弟弟也享受着同样的待遇。以至我工作后,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,特别是出差或休假返队时,坚决不让母亲出门道别。

    当几个弟弟相继读书、工作后,每次回家总会听亲邻说,只要哪家娃娃不听话时,家长们就会边打边吼:“这么不听话,你看巧孃孃家的几个哥哥。”我家四兄弟,不是个个乖巧,只是母亲的教育方法不同。即使在我们非常调皮、非常气她的时候,母亲也不是用打或者骂来训斥,而是用自己的言行来启发和教育我们,特别是父亲不在家的那几年。

    “子欲孝而亲不待。”在我转业、最小的弟弟在西安读大二的那年冬天,母亲因积劳成疾而离开了我们。十年后弟弟转业父亲又因病去世。前几天回了一趟乡下,正在小区内闲逛,突然听见三孃在给人介绍:“这是我阿姐的老大!”忙回头,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答道:“巧阿姐走了二十多年了吧!”

    听到这个称呼,激起阵阵涟漪。“巧阿姐” 正如她的名字一样,是母亲的标签;这份标签蕴含着母亲的懿行嘉言,猛然间,唤起了我对母亲无限的哀思和深深的追忆。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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