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07版:红水河副刊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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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8月14日 放大 缩小 默认        

母亲的背景
□ 陈昌恒
 

    我早就打算,“五一”假期回一趟老家,呼吸新鲜空气,过两天清爽日子。调来县城工作已九年,我像一只勤快的梭子,在周末和节假日,乐此不疲地往返于县城和山村之间。每一次往返,那激动和新鲜,来源于大山、老屋和母亲。

    然而,就在前不久,变成了危房的老屋被拆除了。

    四月初七,我回到鹰山脚下的家。和往常一样,我在老屋里踱步。我不时踯躅在某一角落,面对父亲、自己和弟弟用粉笔、火炭、或是红泥坨留在屏风、板条、竹篱,甚至是梁条上的文字。这些时日残缺、词不达意、有错别字、只让记录的人看懂的文字,大到领袖语录,小到地块的产量,趔趔趄趄字迹和背后的故事,已蒙上厚厚的尘埃。

    晚上,我睡在老屋里,像孩子依偎在即将离别的母亲的怀抱里。

    老屋在梦中朝我走来。

    1980年,我高中毕业。一天晚上,寒风呼号着钻进屋子。一家七口坐在火灶旁,父亲望着灶膛里忽明忽暗的火苗说,老大高中毕业读不了大学,再过几年就娶媳妇了。我们这屋子窄小破烂,连安个床的地方都没有。那时,一家人的床铺就把逼仄的子房挤满了。一间主房不足50平方米,放置农具、安一张客床,落一根针的空隙都没有。且房子木料虫蛀严重,暴风雨来临,呻吟摇晃,不能安居。

    那天拆旧房,因为要充分利用旧房的木料,人们捧下瓦片垒起来,然后像卸下一位老者躯体的骨骼一样,把一根根木头小心拆除。奶奶边抬着木头边告诉我们,哪根木头是她和爷爷从哪座山上抬下来的。她还不停地唠叨,当年怎么跟爷爷打制瓦片。

    建房的时候,每天,母亲天未亮就上山割草来喂牛羊,朝霞刚染红半山腰,她就已经挑着青草回到家里,跟奶奶煮饭给帮工吃,和父亲一起抬木头。每天有10多位帮工,刨柱子、修横条、凿石砫、平地基,热热闹闹。那时,招待这些邻里兄弟,只要有一锅山茶叶、一袋旱烟和一日三餐稠一点的玉米饭就天下太平了。早中餐吃黄瓜拌黄豆菜,油料不是很足。晚上最多的是瓜苗加面条,酒每天晚餐都能喝,隔一两天,晚餐每人还可以吃到三块肥猪肉,那是父亲当挑夫攒钱买的。

    两个月后,两间新木瓦房终于立了起来,一家人7张疲惫的脸挂着幸福的笑容。奶奶在新屋里点了12天的煤油灯,烧了12天的火炭。

    4年后,我们刚刚用木板、树皮、篱笆把房子围好,父亲又在一次喝酒中抛出第二个“五年计划”。他说,1986年,我们再补一间房子。在旧房上补一间房子,只要用一排柱子、檩条和椽条就行了。可是,那年月,山上光秃秃的,鸟儿找根树枝栖息都难。地里偶尔长一两棵树,还没人高,就因为跟庄稼抢夺阳光而被砍掉了。去哪里要木材,又去哪里要瓦片呢?

    在准备建房材料的两年里,我们连一根锄柄大小的木头都收集起来。走亲戚见人家有木料的,也厚着脸皮求要。自留地里有三棵椿树,是中柱和左右二柱“栋梁之材”。父亲天天坐到树下抽烟,仰望树冠,恨不得用嘴把三棵树吹大。

    建房需要更多的木料和瓦片,最终在我的岳父家得到。岳父家住在大化瑶族自治县雅龙乡镇西村,离我家有一个小时的山路。那里偏远人稀,山上灌木茂密,还有一些建房的木材。因为瓦片需要柴火来煅烧,我决定在我岳父家搞瓦。后来有人调侃我:岳父把女儿给你,你还要他的柴火和泥巴!

    1984年秋天的蝉声特别悦耳。在岳父的山村,每天,我到山腰上去挖红黏土,忍饥挨饿,望着枝头上扯着嗓子的鸣蝉,一簸箕一簸箕地从石缝里挖出红黏土。那段日子,我挖红黏土的地方,周围的石板上写着陈毅元帅的诗句“创业艰难百战多”和丢满8分钱一包的“经济”牌香烟蒂。

    半个月后,我在山脚下挖了一个直径6米、深0.3米的泥塘,请了10个帮工,和我一起把挖到的10立方红黏土挑到泥塘里,然后到池塘里挑来40多担水来泡泥。泡了两天,就赶牛下塘踩泥。刚开始泥巴还没有黏韧,牛和人的腿脚抽踏不费力,随着不断的踩踏,泥土愈来愈黏韧,牛和人就得加脚劲。三头牛轮流下塘,一直踩五天,踩到牛抽腿起来时,黏在蹄腕上的泥块自动剥离、不粘牛蹄为止。踩到最后那天,牛艰难地把腿从黏泥里抽起来,发出啪啪的响声。

    泥踩好后就起泥。把踩好的泥用割弓切割,一块块抱起使劲摔堆在一起,为了不让泥堆留有空缝,摔一团泥下去后,人还要踩踏。堆好后,用塑料布把泥堆盖严实,“发酵”半个月后就可以打制瓦片。

    我第一次搞瓦,挖泥踩泥力气活还行,到打制瓦片就遇到困难了。抱起泥片,把泥片捂到木模桶,再用打板抹擦,每一道工序都是硬技术。开始时,泥片不是在模桶上直接掉地,就是抹擦好了,把泥瓦放置地上,起桶力度不匀或向度不准,抹制好的泥瓦直接瘫软在地,变成扶不起的烂泥。

    那个冬天特别干冷,我粘满泥巴的手皲裂渗出了血,伸屈困难,疼痛难忍。

    4个月后,我打制得了1万片瓦坯。谁料,接着下了半个月的雨,我来不及砍烧瓦的柴火,没能按时烧瓦。过年的瓦坯,空气回潮,少了黏性,煅烧时容易碎烂。让我直想哭的是,第二年开春意外来了一场大雨,水漫进屋,1万片瓦坯一下子坍塌成了泥巴,和垫铺的玉米秸秆叶混在一起。

    崩溃后的我还是像拔鸭毛一样,把混在泥巴里的玉米秸秆叶挑出来,把泥巴重新回塘,一切又从零开始。半年后,因为在烧瓦时下了雨,一窑瓦半生半糊,只有4000多片成品,刚好盖得一间房子。

    1986年底,我们的房子终于变成了三间,这在当时的农村是值得骄傲的。

    3年后,弟弟也结婚了,在3间瓦房里,一家七口各有了“宿舍”。作为家里的知识分子,我还用竹席在正堂那间的一角围了一间“创作室”。

    可是,房子的前面和背面还围着篱笆或木板。虽然不能像有能力人家那样住上“封火”(四面用火砖起的墙壁)的房子,但让我们的房子前面和背面变成砖墙,是父亲的心愿。

    因此,在1990年初秋的某个早晨,鹰山回响着我和弟弟舂土砖的声音。后来,我们烧了一窑3000块的砖头,把砖头挑到了屋旁。在年节腊月二十三日,我们的房子前面和背面变成了砖墙。

    20多年来,奶奶、父亲、弟弟相继离去,我们都到城里工作(打工),只有老屋和母亲相互为伴。

    初八早上,我虔诚地从老屋的神台上抱下神龛和香炉,安放在弟弟的新房里。我小声地对来帮工的兄弟姐妹说:拆吧!

    返回县城那天,微雨叨絮。母亲和往常一样,送我到山脚下上车。车子徐徐爬上山路。车窗外,雨中的母亲,她身后只有那座葱茏的鹰山……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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